为什么说一个处长就能搞死一个大老板？
为什么说一个处长就能搞死一个大老板？
Time 2015-09-10 14:04:52 情感驿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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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的湖北首富兰世立近日接受了媒体的采访，谈到商人和*府的关系时，兰世立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：
你要知道，在落后地方，老板再大，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。
这句话并不是兰世立首创。实际上，中国古代就流传着一句话，叫做“破家知府，灭门县令”。知府和县令，相当于现在县处级干部（当然，县处级干部的权力有大有小，这里略过不谈），如今至少算是舆论上、口头上的法制社会，也是事实上的络社会，一个县处级干部，“灭门”可能有点夸张了，但说到“破家”，则不算难事，甚至都不需要县处级干部，一个科局级干部就够了，比如说某些地方的派出所所长、土管所所长、拆迁办主任等等，基本就有能力让一个人“破家”，即兰世立所言的“搞死”。
“搞死”的同义词是“搞垮”，这方面有一个最近的活生生例子。
2013年12月9日，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环保局局长陈柏和被人录音。在录音中，陈柏和与其他人商量如何勒索辖区内企业的钱财，陈局长“不打自招”——
陈说，以他今天的职位，“分分钟可以搞垮一间厂”“8个街镇，每个都交100万，做两次就可以收手，你看他敢不敢揭发……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就算没有我陈柏和做，一样会有陈二，陈三、四会做。其实我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找一两间厂，到了那里打麻将，就可以盯死那些厂长，他们就会乖乖送钱给我了……”
区环保局局长，顶多也就是一个处级干部，就能“分分钟可以搞垮一间厂”，厉害吧？
读者如你，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处长，居然能“搞死”一个大大的老板？我结合实际，对此进行如下的分析：
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，中国的制度本身，以及执行制度的过程，通常不是刚性的，而是具有相当大的弹性。最常见的是处罚，比如判刑，有3—8年的；罚款，有500——2000元的，诸如此类，制度的弹性空间很大，这样就非常容易给以权谋私的官员带来足够的牟利空间：和官员关系好，给官员输送利益的，官员从宽执行处罚的下限，直至不处罚；和官员没有关系，没有给官员输送利益的，从严执行处罚的上限，甚至突破处罚的上限，“分分钟搞垮”它。
不仅如此，制度的执行过程，弹性也相当大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：只要给主管官员输送足够的利益，规章制度甚至都不执行。比如，两家排污企业，和环保部门主管官员关系铁的那家企业，环保部门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根本都不上门检查；即便上门检查，也只是走走过场。而和官员关系不好、不表示、不进贡的企业，环保部门则从严执行环保标准，三天两头上门检查，责令整改，甚至关停企业，近乎骚扰。又如，一些和辖区派出所关系好的酒店，就算吃喝嫖*，警察也不会上门检查；那些和派出所关系不好的酒店，即便守法经营，谨小慎微，警察依然随时进行突击检查，一时间，警车呼啸而来，警察咋咋呼呼，挨个敲门，检查住客的身份证，弄得客人根本不敢在那里住宿。这方面，我也是有亲身体验的，去宾馆开房打点小牌，往往被弄得心惊肉跳，下次再也不敢去那家宾馆了。
——很显然，官员骚扰的目的，无法是一种提醒和警告：老板，别只顾着自己赚钱啊，也该想想我们了。
对于官员的骚扰，企业和老板们有办法对付吗？根本就没有，除非老板受到更高一级的官员的保护。因为官员执法本身是对的，至少在名义上是正当的，就算老板明知官员是在变相敲诈、以权谋私，但老板既不敢、也不能反抗和阻扰，否则罪名就会更大，即“暴力抗法”“妨碍执行公务”；至于上级部门，总不会反对下级对一家企业进行“执法”吧？总之，官员始终处于有力的地位，老板只有被动挨打的份。
有人说，企业只要合法经营，自身清白，就不用害怕官员找茬。这实在是一种很天真的想法。实际上，如今的规章制度被官员弄得很坏了，早已沦为赚钱的工具，一家企业再怎么合法、规矩经营，只要被官员盯上了，就很难生存，官员有的是整一个企业的十八般兵器，即便企业没有任何瑕疵，但是“莫须有”的罪名总是有的吧？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来修理一个企业，对官员来说太容易，那本来就是他们的本能和专业；某些时候，各部门的官员甚至会联合起来，专门针对一家“不听话”的企业出台一个带有“修理”性质的红头文件，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国家也不是一件两件了。
——况且，和官员、*府关系不好的企业，在我们这个人治的国家，必然处处受到限制和刁难，很难得到其他企业的信任，也很难获得发展壮大。
鉴于在中国做生意，必须和官员保持良好、密切关系的不成文规定，有一点也不能忽视，中国的很多企业，事实上也学乖了，都懂得和官员搞好关系、向官员输送利益的潜规则，也只有这样，企业才会有上升的空间。老板们知道，只有和官员密切关系，才更加符合企业自身的利益。举例来说，企业虽然花巨资购入排污设备，但既不能保证完全符合环保标准，也不能确保官员不借着执法的名义上门骚扰和敲诈，这样一来，老板宁可降低环保标准，把购买环保设备的一部分花在官员身上，自觉地、主动地和官员搞好关系，换取官员的支持和执行制度的宽松，即所谓营造企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，这样反而能降低企业成本，对企业发展也有潜在的好处，因而在经济上更合算。
——我注意到，对中国的老板们来说，他们更愿意花100万在一名官员身上，也不希望被一名官员罚款50万。读者如你，能体会到其中的奥妙之处吗？另外，为什么中国几乎所有的企业，在年终总结时，都要写上一句“在上级部门的关心、支持下”？其中的内涵不是足够明显了吗？这就像一条狗在摇尾巴，无非是取悦上级部门，摇尾乞怜，上级部门岂是老板敢得罪的？分分钟就能搞垮你！
要说中国的企业有什么共识的话，有一个“共识”是必不可少的，那就是“和官员搞好关系”。这样的“共识”达成之后，企业本身的生存环境被严重污染和恶化了，那些想规范、本分、诚实经营的企业，就很难生存下去，本质而言，这也是“逼良为娼”，是经济活动中的“逼良为娼”。
我认为，在中国，权力和官员对企业的骚扰已经常态化了，一家企业如果不够“意思”，那么就会被“搞死”“分分钟被搞垮”；中国的经济成分，不道德的、非法的成分占据了很大的成分。
如果说，“自从资本来到世间,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”，那么，中国的资本来到世间，则从头到脚的每一个毛孔都隐藏着官员和权力邪恶、贪婪、无耻的嘴脸，应该不会很过分吧？
人治的社会，权力的“性本恶”，其灰色地带太多，相当暧昧，假公济私的行为是官员的常态和本能。生活在这种社会的每一个人，都是权力潜在的骚扰和盘剥对象。我认为，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，那么，所谓中国的现代化，就是伪现代化；所谓的中国和平崛起，也不过是一个伪命题；所谓的中国梦，也不过是痴人说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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